历史文献中，“司命”一词，最早见诸于《周礼•大宗伯》中：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司命与风师、雨师并列，显然是天神。《<尔雅>•释天第八》之“祭名”条目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风曰磔。”古人用祭天的仪式，虔诚地祭祀昊天上帝；用燃烧干柴的方式来祭祀日月星辰，突出的是“火光”，向上苍表示的意思是：“我们害怕黑暗，请赐予我们光明”；我们的古人，用堆积、燃烧湿柴的方式来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突出的是“烟云”，向上苍表示的意思是：“我们缺少雨水，请赐予我们甘霖”，所以又叫做“烟祀”。

据本人考证，《周礼》成书应为“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司命”信仰，较理性化地定位在公元前400年——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吴、楚、齐、晋等地。

自古以来，天柱山就一山独秀于长江中下游平原，雄立于有着“吴头楚尾”之称的安庆腹地，这一带有着浓烈的“司命”信仰。因此，古人将天柱山的正神，供奉为“九天司命真君”，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

郑玄认为，《周礼•大宗伯》中的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第四星。

《史记•天官书》中也说：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查阅相关天文历法书籍，我们知道：北斗的斗魁四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之上，有六星组成半月状的文昌宫，而司命、司中、司禄分别是文昌宫的第四、五、六星。

除了文昌宫六星中有司命、司中之外，在斗魁之下还有六颗星两两相对，谓之“三台”（即“三能”），其中也有司命、司中之名：其上台二星称为司命，中台二星称为司中，下台二星称为司禄。据说，司命主寿，司中主宗室，司禄主兵。《大宗伯》郑司农注释认为：司中是三台之一，将司命归于文昌六星之一：“司中，三能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

贾公彦疏（贾疏）在《武陵太守星传》中也主此说：“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太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 [孙诒让《周礼正义》]

据此，徐而缓认为：历史上的天柱山，没有确定为“皖山”、“潜山”、“万岁山”、“霍山”、衡山……而最终被定名为“天柱山”，是因为它是司命真君的洞府，位列三台之“上台”，象征着“太尉”，主司命；而天柱山之西北六十里，有一座名山，号曰“司空山”，则象征着“司禄”，与之对应的是三台之“下台”。

不妨将《读史方舆纪要》之“灊山”、“司空山”条目，罗列如下：

“灊山：县西北二十里。绵亘深远，与六安州霍山县接界，即霍山矣。旧《灊山县志》载：“潜山与皖公、天柱三峰鼎峙，层峦叠嶂，为长淮之捍蔽，说者皆以灊、皖、天柱为三山，其实非也。盖以形言之，则曰灊山，谓远近山势皆灊伏也；以地言之，则曰皖山，谓皖伯所封之国也，或谓之皖公山，亦曰皖伯台；以峰言之，则曰天柱，其峰突出众山之上，峭拔如柱也。名虽有三，实一山耳。或又谓山南为皖，山北为潜，雪山盘其东，霍山屏其西。皆即一山而强为之说耳。《图经》：灊山高七千有二十丈，广二百五十里，周五百里，道家以为第十四洞天，有峰二十二、岭八、崖五、岩十二、原四、洞十、台四、池三，其瑰奇秀丽，不可殚纪。《汉•郊祀志》：武帝登礼灊之天柱山。又《尔雅》：霍即天柱山，灊水所经。山或以邑名，或以水名，《志》亦谓之灊岳也。”

“司空山：县西北六十里。高耸云表，上平坦可数亩，谓之司空原。旧有寨垒，又有洗马池，虽旱不涸，半山复有清泓，旁有雷洞，甚深邃，旁又有小鸦岭。《志》云：山高七里，周四十里，又西北五里曰雷公岩，削壁万仞，称为奇胜。”

天柱山附近，有一座妙道山。多少年前，我就隐隐约约觉得：“妙道山”与“天柱山”之间，应该有什么关联——究竟是什么？却总是搞不清。

近来读了宋•徐闳中的《重建真源万寿宫记》，才揣磨出个中原因：

“我朝自艺祖受命，圣君继祚。太宗皇帝以神功烈，囊括宇内。天心眷顾，有开必先。乃发德音，焕新祠宇，命以灵仙观名之。真宗皇帝，妙道配天，洪灵来格。瞻粹容于密迩，皇皇绪之绵延。于是正其徽称，追严祖道。亲挥奎画，照贲宸居。逮我神考，克遵常宪。易新冠冕，寅奉有格。真诚精祲，灵贶潜符，盖未可以概举也。”

原来，宋真宗是将“妙道山”，许配给了“天柱山”，所以说：天柱山是“圣祖”，是男性化的，是“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是“财公”；而妙道山是“圣祖母”，是女性化的，是“圣祖母元天大圣后”，是“财婆”。

历史上，宋真宗也确实封了“圣祖母”：

“…酌献圣祖母玉册文：“维天禧元年岁次丁巳三月庚子朔六日乙巳，嗣皇帝臣德昌再拜稽首上言曰：“恭以大道无形，为一气之祖；至神毓粹，居二仪之先。洪惟灵懿无方，柔明有赫，总妙本而贵始，启真绪以肇基。顾以冲人，嗣守鸿业，夙持励翼，思致治平。乃者穹昊监观，秘符申锡，祐绵长之祚，勖清净之风。瑞命殊尤，景贶纷属。由是勒封岳岱，展事汾脽。既明察以交修，复祺祥而荐至。仙驭告期于中禁，睟仪来自于太霄，法从俨其音容，谆诲受于清密。谕感祥于大电，聆毓圣于高丘。厚德孚先，浚源长发。猥绍贻谋之庆，敢忘克荷之艰享是休嘉，永怀钦奉。仰惟祖德之盛，爰上丕称；而母仪之尊，未崇显号。斯所以顺稽巨礼，式耀徽章。允罄精衷，肃伸昭报。谨奉玉册、玉宝，恭上徽号曰：“圣祖母元天大圣后”…”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2）天降诏书·赵玄朗即赵公明



通常，皇帝“封禅”，须有大业绩。宋真宗的一生，谈不上什么建树。但他一手策划、导演的“天降诏书”运动，却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四年。

宋真宗大搞了14年的“天降诏书”运动，他搞没搞红大宋王朝的经济，我不知道；但“天降诏书”运动，搞红了1000年前的中国道教，搞红了当年的舒州天柱山，也为今天的天柱山，打好道教牌、打好文化牌，走旅游兴城的发展道路，打下了伏笔，预留了空间。

公元1008年，即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以始祖配天”——认赵元朗为始祖，确立了天柱山“九天司命真君”的崇高地位；另一件事是封泰山玉女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这两件事，对于当今中国旅游业，意义深远：直到今天，泰山的香火依然很旺；天柱山的旅游事业，盛况空前。

为了说清楚“九天司命真君即赵玄朗”、“赵玄朗即赵公明”、“赵玄朗即赵玄坛”，我认为，有必要将宋真宗精心谋划的“天降诏书”一事，完整地介绍给大家。这件事得从“舒州民献瑞石”谈起：

“…舒州民有献瑞石《志公记》，其文曰：‘吾观四五朝后次丙子，赵号太平，二十一帝王。’国家启运在五代后，太宗丙子岁即位。四五百年之前，天命在国家久矣。”

             [《宋史》；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二登极赦 ]

《潜山县志》（民国版）也记载了这件事：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舒州向朝廷献玄石，有文曰：‘丙子年出赵号二十一帝。’朝廷诏令舒州修祠，赐号‘灵仙观’。次年，建殿宇600余间。”

这块“瑞石”，对天柱山、对宋真宗、对大宋王朝的意义，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它把宋真宗与宋朝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舒州民献瑞石”，应该是赵宋王朝“降圣开基”的第一事。对老百姓来说，这也许只能算是一件怪异之事；但对已经被定为太宗接班人（太子）、今后将当皇帝的赵恒来说，却是非同小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因为，他登基继位的那一年，恰恰就是“舒州民献瑞石”上所说的“丙子年”——也就是说，舒州民献上来的那块瑞石，提前很多年就预告了世人：赵恒将与丙子年登基，赵恒是真命天子，他是未来的接班人！

——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一般人也很难解释得清；在那个科学技术欠发达的年代，人们只会认定：赵恒是上天垂命、受命于天的皇帝。

公元998年，即“舒州民献瑞石”的十六年后，宋真宗果然继位当了皇帝。他对“舒州民献瑞石”，上有“丙子年出赵号二十一帝”的事，可以说是记得比谁都清楚。因为，这种“神人相通”、“神天共应”的事，直接关系到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根本，直接关系到他本人“受命于天”的根本。于是，他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一手策划、导演了历史上的“天降诏书事件，做了篇“受命于天”的大文章。

这件事记录在宋·李维《大中祥符降圣记》五十卷，与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二、以及丁谓、李宗谔等编撰的《大中祥符封禅记》五十卷等书中：

北宋景德五年正月初三，即公元1008年2月12日，宋真宗召见文武百官，亲自宣布了一个特大喜讯：“去年11月的一个晚上，朕正准备睡觉，忽然室内大放光彩，联看见一位戴星冠、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下个月应该在正殿做一个月的黄箓道场，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肃然起敬，还没有回答呢，神人已不见踪影。从12月1日开始，朕就在朝元殿斋戒，建道场以求神人保佑。今天，皇城司来报告，发现左承天门南面的鸱尾上挂着一条黄帛。联让太监去看，帛长约两丈，像封着书卷，用青丝绳缠着，隐约看出里面有字，这就是神人所说的降下来的天书啊！”听皇上这么一说，丞相王旦马上率领群臣祝贺。随后宋真宗率领群臣，步行来到承天门，下拜致敬，并派两名太监爬上屋顶，取下天书。由王旦跪进，宋真宗下拜接受天书后，亲自放进轿中，来到道场，授予陈尧叟启封、翻译、宣读，原来天书上写的是：

“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天书上的内容，类似《尚书·洪范》和《道德经》，赞扬宋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业，希望他保持清净简俭，希望宋朝的国运昌盛绵长。宋真宗很高兴，跪奉天书，并用丝帛裹住，放入金匮。群臣致贺，宋真宗赐宴款待。随即派专使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祥符”。

这件事，在宋·李攸写的《宋朝事实》●卷二中，是这么写的：

“真宗朝咸平元年……大中祥符元年……乾兴元年、景德五年正月三日乙丑，天书降。丙寅，上谓宰相王旦等议降德音，改年号。丁卯，王旦以德音条目上进。上曰：‘朕再思之。奉承天意，当大赦天下。’冯拯进曰：‘适中书、枢密院共议改元，莫若取神人所告大中祥符之言，以为年号。’上悦曰：‘美名也。’先是，景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上方就寝，梦神人星冠绛袍，告上曰：‘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结坛斋戒，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至是以纪元。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乙卯，诏曰：‘朕以献岁肇春，元辛叶吉，请真君而致洁，奉宝册以陈仪。将伸荐信之辞，式举建元之典。其改来年为天禧元年。’乾兴元年正月一日，御札内外文武臣僚等：‘朕祇荷庆灵，嗣守洪业。顾涉道之犹浅，念守文之惟难。曷尝不未明求衣，既昃忘食，兢兢业业，罔敢怠荒。而天地储休，宗社垂祐，嘉祥屡降，庶政允厘。民俗阜康，边垂靖谧。臻于至治，益用愧怀。……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宋真宗在做完这个“梦”之后，还做了这样一个“梦”：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宋真宗再次告诉辅臣：他梦见原先降临的那位神人来传玉皇之命：“‘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复梦神传天尊言：‘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睹灵仙仪卫天尊至（请注意这里的“灵仙”二字）。天尊就坐后，命真宗前，语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后唐（923—936年）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言罢，即离坐乘云而去。”

宋真宗讲完后，召宰相王旦等到延恩殿，指示他们参观天尊降临的地方，并布告天下。闰十月，宋真宗遂上圣祖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母号曰：“圣祖母元天大圣后”。

——这就是历史上宋真宗导演“天降诏书”的全过程。

宋真宗“以始祖配天”的结果，是塑造了一个“赵元朗”（即赵玄朗）。

赵元朗既是赵氏始祖，是“人皇九人中一人”，那么，依照惯例，“玄朗”二字，当然不许再用。宋真宗即诏令天下：

“圣祖名：上曰‘元’（玄），下曰‘朗’，不得斥犯。”

于是，为避“赵玄朗”之讳，天下人均以“元”代替“玄”，以“明”代替“朗”，已有书籍中出现“元”、“朗”二字时，必须缺笔。但“玄”、“元”二字，声音相近，又下令改用“真”字代替这两个字。《续资治通鉴》上记录了此事：

“圣祖名，诏中外不得斥犯。遂改玄武、玄冥、玄枵之类并为真字，玄圣文宣王为至圣。”

从此以后，武当山上所供奉的“玄武大帝”，被改名为“真武大帝”。瞧，武当山的正神，因为要避天柱山尊神赵玄朗的讳，也不得不改名字——所以，我要说：天柱山是皇家的山，其地位之高、贵，由此可见一斑。

既然朝庭需要避讳，文武百官需要避讳，老百姓就更要避讳了。

因避讳，“赵玄朗”被拥有大智慧的中国老百姓尊称为“赵公”；

因避讳，“赵玄朗”被老百姓喊成了“赵明”——直呼“赵明”，还是显得不尊重的，便在“明”字前面，加一个“公”字，赵玄朗就变成了“赵公明”。一来显得尊重、尊贵；二来也显得和霭、可亲。

所以，中国古书上的“赵玄朗”与“赵公明”，其实就是一个人。

为行文方便，保证历史公正，本文之后所提到的“赵玄朗”，均指“赵元朗”、“赵明”、“赵公”、“赵公明”、“赵公元帅”、“赵大元帅”、“赵玄坛”……

——正是这个“赵玄朗”，后来被老百姓尊奉为中国“财神”。



那么，赵匡胤（赵玄朗）为什么被简称为“大帝”呢？

刚才我们说到，宋真宗受“舒州民献瑞石”的启发，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搞了一系列“天降诏书”活动，做了篇“受命于天”的大文章，成功塑造了“赵氏始祖赵玄朗”，并将赵玄朗尊称为：

“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

——这么长的名字，用在庆典、祭祖等活动中，是可以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提起来，就很不方便。因此，宋朝人将“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简称为“圣祖”，简称为“大帝”。

所以，宋朝朱公绰在《加司命冕服记》中，将赵玄朗简称为“大帝”。

当然，除此之外，人们还将他简称为“司命”、“司命真君”、“九天司命”、“九天司命真君”、“司命保生天尊”、“保生天尊”、“保生大帝”——不一而足。

您大概又要问了——

“赵玄朗即赵公明”——被你考证出来了，但这还不足以让我信服——你能说得清楚：“赵玄朗即赵玄坛”吗？赵玄朗怎么就成了“中国财神”呢？

加上上一节的“问号”，即：“天柱山真源万寿宫为什么要修新旧屋‘三千六百余间’，这个数字有着什么象征意义？”——现在，我们一共有三个问号，我将在下一节里，解决这些问题。

（3）财神·赵玄朗即赵玄坛



中国，在封建主义制度下走过了非常漫长的一段岁月。封建王朝最大的利益拥有者，是皇帝。这一点，体现在权力上，也体现在财富上。中国历史上，任何皇帝都不会允许自己的臣子，富可敌国，与自己抗衡。所以说，皇帝，是封建社会真正的“财神爷”。

宋朝以前，人们喜欢把皇帝供奉起来，当作财神。

今日中国，也是这样：请看多少汽车上，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们的像，做成了“平安符”；试看新版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大钞上，哪张上面没有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图像（或称“图腾”）？！英国、美国、俄罗斯……几乎世界各国，都将各自国家元首的图像，弄上了钞票。这已成为世界文化的共性，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一大特色，一个传统。

在“赵玄朗”还没有被供奉成“财神爷”之前，中国历史上，不乏将皇帝供奉为“财神”的先例。宋朝之前的“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就被人们供奉起来，当了财神。

柴荣，即周世宗，后周皇帝，公元954-959年在位，邢州龙岗（河北省邢台）人，郭威养子。他曾改革政治，整顿军事，奖励生产，先后取后蜀阶、成秦等十四州，又北攻契丹等三州，为北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因为他支持生产，扩展疆土，使天下太平，让人民五谷丰登，令国家平安无患，使国家经济发展，人们称他能干，擅于生财，所以把他当作“财神”，供奉了起来。

既然周世宗柴荣能够在江山没有一统的情况下，被世人尊为“财神”，那么，令天下一统的赵玄朗（赵匡胤），就更有资格当“财神”了。

历史上，赵玄朗也正是这样才被民间尊为了财神。

虽然史官们根据“断代史”的需要，将柴荣记成了“周世宗”，将赵玄朗（赵匡胤）记成了“宋太祖”——但他们俩，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两个大熟人，“拜过把子”，是患难与共的“把兄弟”：赵匡胤称柴荣为“大哥”。昆剧《赶驾》中，赵匡胤的一段唱词，真实地描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

“王站立在营门珠泪倾，猛想起当年投山东。

鹞子头吓死郭威命，十万里江山归柴荣。

天不幸我大哥把驾崩，宗训年幼登龙庭。

北汉王三载不朝贡，都检点领兵前去征。

兵行在陈桥有变动，黄袍加身扶孤穷。

高怀德苗训密言奉，改周为宋进汴京。

进京来百姓歌声颂，都检点果算一盘龙。

大宋的江山刚一统，王不该贪恋桃花宫……”

以上戏词中赵匡胤所说的“我大哥”，即柴荣。

柴荣死后，陈桥兵变，赵匡胤皇袍加身，成为“新一任国家领导人”。拥有整个天下的赵匡胤，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回，老百姓就更有理由将他当作“财神”供奉起来了！

赵匡胤有没有被宋趄的老百姓供奉成财神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赵匡胤的孙子宋真宗赵恒，通过一个“梦”，通过一系列的“天降诏书”，将“始祖配天”，让老百姓认可了“赵玄朗即赵姓始祖”。同时，还意外地将“赵玄朗”打造成了日后中国信仰最为广泛的“财神”。

赵玄朗被尊为“财神”，与宋·李攸《神传结坛之法与张守真》的文字有关：

“国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号黑杀大将军，玉帝之辅。帝命乘龙降世，卫护宋朝……神为守真传结坛之法，曰：“结坛有九。上三坛则为国家设之：其上曰顺天兴国坛，凡星位三千六百，为普天大醮，旌旗、鉴剑、弓矢、法物罗列次序，开建门户，具有仪范；其中曰延祚保生坛，凡星位二千四百，为周天大醮，法物仪范，降上坛一等。倘非祷祀，不及备此三坛，亦当精洁辞意，鲜异花果，扣鼓集神，恳祷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亦可感应也。中三坛则为臣僚设之：其上曰黄箓延寿坛，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黄箓臻庆坛，凡星位四百九十；其下曰黄箓去邪坛，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坛所用法物仪范，各有差降。下三坛则为士庶设之：其上曰续命坛，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坛，凡星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却灾坛，凡星位八十一。所用仪范量有等差。此九坛之外，别有应物坛，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二十四位。法物所须，各以差降，士民之类，可量力而为之。如臣庶上为帝王祈祐，当作祈谷福时坛，凡一千二百位。或为父母师尊禳灾祈福，当为醮设坛，随宜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尔多有征验，不能备记……”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

《宋朝事实》是一部宋朝人李攸写的书。其中提到的“黑杀大将军”，“善结坛”，并且找了个叫“张守真”的人，传授其“结坛之法”。重要的是，其所结之坛，“上三坛”为国家所设，“中三坛”为臣僚所设，“下三坛”为士庶所设，可以说是面面俱到、疏而不漏，不论您是帝王将相、臣庶百官，或平民百姓，只要您心怀景仰之情，结坛祭祀，就可以“顺天兴国”、“延祚保生”，还能“延寿”、“臻庆”、“去邪”、“续命”、“集福”、“却灾”……可以说是满足了天下各种人等的精神需求，使君臣百姓，皆大欢喜，堪称大宋王朝的“三个代表”，“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老百姓看来，只要筑上九个坛，就可以“顺天兴国”、“延祚保生”、“延寿”、“臻庆”、“去邪”、“续命”、“集福”、“却灾”——这可能吗？老百姓心里肯定会说：这事啊，有点玄！

所以，宋朝人把这个神人“黑杀大将军”结的“坛”，称之为“玄坛”。

——这当然是笑话。

仔细想想，与这位神人“黑杀大将军”所结的“坛”相对应的，其实只有一个“财”字。有了足够的钱财，“顺天兴国”、“延祚保生”、“延寿”、“臻庆”、“去邪”、“续命”、“集福”、“却灾”，就都能成立，否则，都是空谈。

所以，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徐而缓说：“搞钱是真功夫”。

这个故事，经由文人之笔、文人之口，流传到民间，很快就被南宋、元、明三朝的老百姓所接受，并将那个“号黑杀大将军，玉帝之辅，帝命乘龙降世，卫护宋朝”的“天之尊神”，对应到了宋真宗塑造出来的“赵氏始祖赵玄朗”身上，并因宋朝避讳的需要，和他擅长“结坛之法”，而将其改称为：“赵玄坛”、“赵玄坛元帅”。

所以说，赵玄朗即赵玄坛。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问题：

“天柱山真源万寿宫为什么要修‘三千六百余间’？这个数字有着什么象征意义呢？”

这里有纪念“黑杀大将军”擅于“结坛”的因素。因为这个所谓的“黑杀大将军”，其实就是后来被民间尊为“赵玄坛”的“赵公元帅赵大财神赵匡胤”——他即是“玉帝之辅”，又是奉玉帝之命，“乘龙降世，卫护宋朝”的“天之尊神”。

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神为守真传结坛之法”，分“上中下”三坛，共九坛。其第一坛名叫“顺天兴国坛”。天柱山“真源万寿宫”之所以修新旧房屋“三千六百余间”，对应的正是“顺天兴国坛”的三千六百个星位。其目的很虔诚、很明显——在于祈祝“顺天兴国”。

这个数字，与赵玄朗为天上人间的“总真仙”的身份正好相符，因为“总真仙”是天上星宿的“总书记、总领导人”。

您也许要说了：你为什么要将“黑杀大将军”说成是“赵玄朗”、“赵玄坛”呢？符合“黑杀大将军”形象的神灵，可以是“钟馗”呀！

请注意，钟馗不是“玉帝之辅”，而是“阎王之辅”，此其一；其二，钟馗与“结坛”、“卫护宋朝”的说法，相去甚远。

历史地看待“黑杀大将”、“玉帝之辅”、“善结坛之法”、“卫护宋朝”这些词，它们均精确地指向一个人：赵姓始祖赵玄朗——只有他才真正符合这些特征。

首先，民间流传的“黑杀大将军”，使“赵玄朗”演变成“赵玄坛”，成为可能；

其二，宋朝需避“元、朗”二字，将“赵玄朗”避讳成“赵玄坛”，既避了“赵姓始祖赵玄朗”的讳，又表述了赵公元帅擅结坛、护佑大宋朝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其三，中国民间造神，均有一定的地方特色。赵玄朗也是这样。据元·无名氏《三教搜神大全》卷三中说：赵玄朗是秦时人，因避秦乱而到终南山精修方术。功成之后，奉玉帝旨诏，任神霄副帅。因为他是终南山人，属于陕西，所以，陕西人赋予赵玄朗秦腔中的“铜锤花脸”形象，具有鲜明的陕西特色：面黑色，头戴铁冠、手持钢鞭，骑黑虎、飘长须，可以说是威风凛凛，既有男人味，又有神人味，具有一定的镇慑力——这种形象，与李攸所记的“黑杀大将军”的形象，如出一辙。

——需要指出的是：《三教搜神大全》卷三中所说的“赵玄坛是秦时人，因避秦乱而到终南山精修方术”一说，实不能成立。因为，遍查史书，秦朝并无“赵玄朗”这个人。透过历史看现象，穿过时空看本质。我们知道，《三教搜神大全》是元朝“无名氏”编的，很明显，为了免于被刚刚建立的元朝政府所伤害，这个“胆小”的无名氏，只好将原本特指“宋朝”赵匡胤（赵玄朗）身上发生的事，改编到了所谓“秦朝”的“赵玄坛”身上。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的事，实在太多、太多，这个生活在元朝的“无名氏”，编了书，为什么连名字也不敢留下来？——今天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但这个“无名氏”又是大胆的、可敬的，他为我考证出“赵玄坛”即“赵玄朗”，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留下了历史上很难得的一条小尾巴，即“赵玄坛讳朗，字公明，乃日之精也。”——这儿，他明确指出：“赵玄坛讳朗”——明眼人一眼即能看出：“赵玄坛=赵朗”，“赵朗=赵匡胤”。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教搜神大全》应该是一本由宋的遗民编的书，而且，这个“无名氏”，还是一个名副其实、“铁杆子”的“赵宋王朝的粉丝”——他宁愿不留姓名，也要把赵家的神灵，写进“中国神统”。

最后，“黑杀大将军”所传“结坛”，可以代代相传、令赵宋江山永固。所以，这个“黑杀大将军”，应为“九天司命真君”所化，因其擅长结坛，最后被民间附会成了“赵玄坛”。

传说，财神赵玄朗的生日为每年的正月初五——所以，想发财的人，都在这一天祭祀他。

在民间，赵玄朗（赵公明）的形象很多，如神霄玉府大都督、五万巡察使、九州社令大提点、三界大都督、应元昭烈侯等等。有人说，赵玄朗（赵公明）是回族，是《三国演义》中赵子龙的兄弟。

应该说，中国财神走了一条亲民路线：他和霭可亲，与老百姓没有一点距离；他没有高高在上，而是来到你家，成为挂在你们家墙壁上的一尊“财神”；他想你之所想，为老百姓主持公道；他牵挂着你的健康，为你保病禳灾；他和气生财，让天下商贾买卖得利；他强大有力、驱魔捉鬼、扫除妖孽、打抱不平，替弱者伸张正义……人人都可以喊赵玄朗为“赵公”、“赵公明”、“赵公元帅”，人人都可以喊他老婆为“赵婆”、“财神婆”、“财婆”，就像他们是自己家人一样——就这样，“财公”、“财婆”走入了寻常百姓家。“赵玄朗”、“赵公明”的名字传遍了中国。

中国财神，经过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一步步进化、定型成今天的形象：一手举着钢鞭，一手托着金元宝，旁边围绕着许许多多的奇珍异宝。“举钢鞭”表示供奉赵玄朗可以避邪挡灾、保平安，有“保生大帝”的意味；“托金元宝”表示供奉赵玄朗可以诚信互利、招财增福。

  

综上所述：

赵玄朗 = 赵玄坛 = 赵公明 = 张天师的护法大元帅 = 玄坛元帅

赵玄朗 = 司命 = 九天司命 = 九天司命真君 =中国财神 =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而“司命”在中国古天文学上属于“三台”之“上台”，又名天柱。所以，赵玄朗又可以被称为“天柱”，“天柱山”暗含着“赵玄朗山”、“皇山”的意思。

“三台”又称“三能”，包括司命、司中、司禄。其中，“司命”地位最高，所以“三台”又简称“司命”。

历史上，“司命”是广义的，包括了“司中”与“司禄”，还主管着“福禄寿”诸星，所以，中国财神赵玄朗，也涵盖了“福禄寿喜财”五大神灵，号为“灵仙”。

  

“赵公明”三字，最早见于晋·干宝的《搜神记》，和梁·陶弘景的《真诰》中。《搜神记·卷五》中有这些文字：

“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这是历史文献上第一次出现“赵公明”三个字。

综合《搜神记》、《真诰》、《三教搜神大全》三本书上有关“三将军赵公明”、“秋瘟赵公明”、“赵玄坛讳朗”这三条记录，我们可以发现，

“赵公明”三字，早于“赵玄朗”三字。

也就是说，是宋真宗将自己的祖先，依附上了道教历史上的神人“赵公明”，并将之最终发展、定位成了信仰最为广泛的“中国财神”。

  

有些典籍上说：“赵公明即赵玄坛，全称正一玄坛赵公明赵大元帅”；  

有些典籍上说：“赵公元帅姓赵名朗、玄朗，字公明，终南山人”……

归根结底一句话：赵元朗一人多名。

——赵玄朗究竟有多少种称谓呢？据不完全统计，赵玄朗的称呼，超过40种，如：

“司命、大司命、少司命、天柱、三台、三能、司中、司禄、日精、瘟神、司命真君、九天司命真君、赵姓鼻祖、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保生天尊、保生大帝、储福之命、长生保命、赵元朗、赵玄朗、赵玄坛、赵明、赵公明、赵公元帅、玄坛元帅、赵大元帅、财神、财神爷、武财神、五路财神、五方财神、上演正一玄坛飞虎金轮执法赵元帅、金龙如意正乙龙虎玄坛真君”等，此外，民间赵公明的称呼还有很多，如：黑杀大将军、神霄玉府大都督、五方巡察使、九州社令大提点、三界大都督、应元昭烈侯”……等等。

“赵玄朗”的这些称谓，与我国历史上为先人避讳、尊称、官号、道号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用宋真宗的话说，从供奉“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以来，赵宋王朝是“天地储休，宗社垂祐，嘉祥屡降，庶政允厘。民俗阜康，边垂靖谧”（宋真宗之圣旨），堪称国富民强，国运昌盛，非常灵验。

历史上，赵玄朗（赵匡胤）的天下，是靠他自己打拼来的，用戏词说是：

“扫除人间不平事，全凭蟠龙棍一条。”

既然赵玄朗是行伍出身，那么，由他演变来的财神，自然也是一位神通广大的“武财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赵公明”、“赵玄朗”：

赵公明：男，为人系赵姓始祖，即：赵玄朗、赵元朗、赵玄坛，讳朗（或明），字匡胤，系宋朝开国皇帝；为神系被世人尊称为“赵公”、“赵公明”，道教将其演绎为“金龙如意正乙龙虎玄坛真君”，俗称“赵玄坛”、“赵公元帅”、“九天司命保生天尊”，系中国财神。本为“司命”、“司命之神”，其洞府为中国道教第十四洞天，即今安徽天柱山。俗称为“司命、司命真君、九天司命真君、霍山神、灵仙”，被宋真宗尊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简称“司命真君保生天尊”、“大帝”。赵公明个性强悍而急（《封神榜》），办事效率特别快，加上他手下有四名招财进宝使者，即“招财使者”陈九公、“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利市仙官”姚少司，可谓是兵强马壮，托他们“办事”，效率特别高，致富速度特别快。所以，民间有“赵公明催快财”的说法，适宜做生意或渴望立马改善经济环境的人士奉祀。民间供奉的赵武财神像造型很多，而今已基本定型为黑面浓须、粗眉大眼、头戴盔冠、身披甲袍、脚穿长靴、右手执鞭、左手捧聚宝盆盛载元宝、宝珠、珊瑚等奇珍财宝，端坐于虎背上的威武形象，有着驱邪斩妖、除瘟剪疟、催财进宝等功能，掌管着人生寿命长短、尊卑贵贱、财富幸福。

天柱山拥有的正是这样一位财神。所以说，天柱山是一座“财神山”。

中国财神崇拜，走过了大中华漫漫五千年历史，才一步步进化、定型成今天的形象。

历史上的“司命真君”，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中国财神”的呢？这还得从“司命”谈起。

            （4）司命·天柱山与妙道山

  

“大司命”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青铜器“齐侯壶”上。

王国维是最早注意到《齐侯壶》（或称《齐侯罍》）铭文中涉及到“大司命之祭”的人，他将“大司命”与《左传》、《周礼》相关记载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证：

“归安吴氏所藏‘齐侯壶’之铭文中有云‘誓于大司命’，然则司命即《左传》之‘司盟’，亦即《周礼》之‘明神’也。” [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一，《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页]

    其后，郭沫若、杨树达、于省吾、孙作云等学者均对其字词做过考释，郭沫若将其改题为《洹子孟姜壶》[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P212。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P35-37。孙作云：《九歌司命神考》。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之《九歌·大司命》条，中华书局，2003年，P171]。

    当年，王国维、郭沫若等众多先贤、学者，受出土文物不足的影响，只能单纯地从齐侯壶的出土处、归属地，来看待、研究齐侯壶。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土文物的增多，特别是大量楚、吴卜筮祭祷简的重见天日，让我们有机会比较立体地、全面地看待这件青铜器，重新定位该件青铜器对当今文化的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天柱山，为皖文化注入更多的文化元素。齐侯壶铭文如下：

“齐侯雷聿丧其簋（舅）。齐侯命大子乘遽来句（敂）宗伯，听命于天子。曰：“期则尔期。余不其事（使）女（汝）受刺，遄传淄（祇）御，尔其跻受御。”齐侯拜嘉命。于二天子，用璧、玉備（佩）一司（笥）[14]；于大無（巫）、司折（慎）于（与）大司命，用璧、两壶、八鼎；于南宫子，用璧二、備（佩）玉二司（笥）、鼓钟一肆。齐侯既济洹子孟姜丧，其人民都邑堇（谨）宴無（舞），用从（纵）尔大乐，用铸尔羞铜，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乞嘉命，用祈眉寿，万年无疆，用御尔事。”

在后来出土的“新蔡简”中，有向二天子贡献佩玉的记录，如：“归佩玉于二天子，各二……（甲三81、182-1）”、“归佩玉于二天子，各二璧（甲一4）”……

    所以，“二天子”是实指，不是王国维、郭沫若们所说的“上天子”之误；

    齐侯壶铭文中有“于大無（巫）、司折（慎）于（与）大司命，用璧、两壶、八鼎”一句。前贤多将“折”读为“誓”，所以他们解释不清这句话到底是何意思。现在，我们知道“楚祭祷简”中有“司慎”之神，我们就知道：这儿的“司折于大司命”，应读为“司慎与大司命”，“于”“与”互通。因此，齐侯壶中的“大巫、司慎、大司命”，是三个并列的神祇，所以楚人对他们所用之祭品，如璧、两壶和八鼎，也是并列的，一一对应的。

    齐侯壶铭文中共祷五神，王国维、郭沫若等人对“南宫子”弄不清楚，其实，南宫子是相对北斗星之“北宫子”而言的，指“南斗星”（详见后面《“九天司命”统领“福禄寿”三星》一节）——这儿的“宫”，与《天柱山志》的作者乌以风先生解释《尔雅·释山》中的“大山宫小山”的“宫”一样，都是“围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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