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服饰的民族特色

　在辽代，服饰还是身份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反映。从辽庆陵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多穿小袖，有裹巾子的（图十七），有髡发露顶的（图十八）。这与当时人的身份地位相关。《辽志》记载：“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驮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由此可知契丹巾裹代表阶级身份，契丹本部的身边部从，有品级的才许使用巾裹，一般仆从及本族豪富也必露头，即或身为富豪要想取得戴巾子资格，也需向政府献纳大量财富。另外，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墓道西壁壁画中，以墓主人和侍从的形象刻画，则深刻反映了主仆之间的阶级关系：墓主人（图十九）身着淡蓝色圆领窄袖长袍，足登红靴，左手挎带、右手端红色方口圆顶帽；墓主人身后随一侍从（图二十），戴黑色巾帻，内穿蓝色中单，外着淡蓝色交领窄袖长袍，外套蓝色交领半臂，围捍腰，袍襟掖于腰部，缚裹腿，穿麻鞋。左手持蓝伞荷肩，右手握拳至胸前。主仆的地位悬殊，从各自的装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五）宗教信仰的表达
　　契丹人的服饰中还体现了其宗教信仰。在宗教信仰上，一方面契丹人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及民族传统宗教的成分，另一方面则逐渐接受中原地区的宗法性国家宗教的影响，形成一种混合的形态。
　　在契丹人的服饰中，对于萨满教、佛教及道教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契丹族早期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由萨满扮演重要角色的一种宗教形态，以萨满和神相通，代神说话，驱魔消灾，为民求福为特色。萨满教的法具有很多，其中法帽①（又作“神帽”）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器之一。早期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冠，在造型上与“神帽”较为相似，有可能就是从“神帽”衍变而来的。如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一顶双凤戏珠纹鎏金银冠（图二十一），高20、周长62、径19.4厘米。冠面正中悬一火焰珠，两侧双凤相对，昂首展翅，长尾，中有云气浮动，周边压印卷云纹，上宽下窄，装饰图案疏密有致，线条流畅，形象生动，制作精致。据介绍这顶鎏金银冠出于棺内东头，即死者头部，它表明墓主动脉对于萨满教的信仰。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过一种双龙戏珠纹的鎏金银冠（图二十二），其形制、大小，都与前窗户村辽墓出土
　　①萨满举行宗教仪式时，通常是穿一套特别的法衣、法帽、以唱歌、跳舞、击鼓的方式向神灵褥告。参见于《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5月第1版。
的这一种相仿。
　　辽国自太祖皇帝起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皆采取支持、保护政策。辽国对佛教的信仰，在其服饰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反映。在辽代早期的墓葬诸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盾形宝相花金戒指（图二十三）一枚，做工精致，花式边，中心模冲宝相花，周围在枝叶纹，指环饰卷叶纹。该墓随葬品中还有凸字形（图二十四：1）与桃形（图二十四：2）鎏金铜带扣各一个，其扣环正面皆模铸忍冬卷草纹。宝相花和忍冬卷草纹都是佛教的经典图案之一，将其运用在手饰和带扣上，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与倾向。
　　佛教艺术中，为强化大众联系而兴建的建筑物，其象征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辽代皇帝皆崇奉佛教，所以辽代建造了许多寺庙和佛塔，不少建筑保存至今。辽代佛教的流行和寺塔的林立，在服饰上也有所体现。在法库叶茂台辽墓的石棺内，有一具老年妇女的骨架，身上穿裹着十余件丝织品袍衫和裙裳，其中棉袍袍带的背饰为一件鎏金镶琥珀宝塔鸾凤纹银捍腰，后附罗衬，围于后腰。其面部锤錾出五个塔式建筑，刹如伞顶，檐有流苏，底为莲座，塔身镶琥珀，地錾鸾凤纹，此器两端分垂于膝下。
　　道教在辽朝的力量和影响比佛教要小得多，流行区域及人数也不能与佛教相比，尽管如此，它还是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他们当中对道教感兴趣者不乏其人。据《契丹国志》记载，景宗第三子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圣宗“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兴宗亦好道，授王纲等道士以官爵，又在夜宴时，命后妃易装为女道士。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随葬物品中，有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各一件。共中鎏金银冠（图二十五）用银丝连缀16处长镂雕鎏金薄银片制成。前面2片，左右两侧各三组6片，后面2片。银片边缘多呈云朵形，唯后面上片为山形。前面下片正中錾刻一道教人物像，并錾刻云朵、凤凰。而高翅鎏金银冠（图二十六）是用镂雕鎏金的薄银片制成。银冠旁边有一银质鎏金道教造像。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有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枝灵芝。造像人物高髻长须，身着穿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座底有二孔，与冠顶二孔相吻合，推测原应缀于冠顶。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上的道教人物造像，表明陈国公主与驸马对道教的倾慕。
　　四、辽服的历史演变
　　辽代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盛唐的衰落，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宋政权的软弱等等，所有这些却造就一个共同的结果：契丹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承与交融。而这种文化上的传承和交融，必然会在服饰上有所体现。
　　（一） 辽代服饰对唐服的继承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繁盛期的唐朝，其服饰对其后的辽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出土的木板画《侍女图》（图二十七）来看，侍女的妆饰与衣着特征就颇具唐代侍女遗风，明显受到唐代着装风格的影响：侍女乌发浓重，束高髻，髻顶有白色环状饰，下系红色带，带边饰黄色联珠纹。髻前两鬓插半圆形梳，左梳红色，右梳淡绿色。上身外着乳白色短襦，直领，淡绿色边，襦下为绛紫色地淡绿色团状牡丹花纹夹衣，胸前领后露出红色衣里，衣下部两侧开欹，分前后两片，底缘半圆形。内穿长裙，足穿绛紫色敞口鞋。胸前露墨绿色护胸，外缘淡黄色。于夹衣外胸前结红边桔黄色长带，带头并列下垂。此外，在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的2号墓《颂经图》（图二十八）中，盛装女子均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尤如唐代仕女画翻版。全图围绕颂经贵妇展开。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球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贵妇前侧并立4人，前2人为男吏，头戴黑色展脚幞头，分着红色、深褐色衣袍，表情谦和。后2人为侍女，一人着红袍，一个着浅色袍，均面向女主人拱手恭立。贵妇身后侍立2女，一持扇，一捧净盆。上述侍女除持扇者梳双髻外，其余发型均与女主人相同，着服亦为宽袖袍配长裙。这些都是汉族服饰的风格，但在辽墓壁画中却有所反映。
　　再者，辽耶律羽墓中的丝绸团窠①和团花图案，也从服饰图案上表明了辽——契丹族与唐的不解之缘。在唐代，团窠成为一种将圆形主题纹样和宾花纹样作两点错排的图案形式的通称，而与此相类似的具有圆形外貌的花卉图案，称团花更为合适。耶律羽之墓中的团窠卷草对凤织金锦、绢地球路纹大窠卷草双雁乡、黑罗地大窠
　　①团窠又作团科，是唐代丝绸中的一种常见的图案形式，唐代文献中有独窠、两窠、四窠等绫的名称。团窠的原意是指一种由环形纹样组成的圆形区域中设置主题纹样的形式。
卷草双雁蹙金乡、罗地凤鹿绣、簇六宝花花绫等，基本上属于团窠或团花图案的范畴。这显然是对唐代团窠和宝花图案的直接继承，受到了唐代晚期丝绸花鸟图案中穿花式纹样的影响。
　　（二） 辽宋间服饰的融合
　　与唐相比，辽与宋则处于并存状态，它们之间的交往当然更为频繁，还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①，形成“茶马互市”。宋辽服饰之间的相互融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1、宋朝流行服饰进入辽境
　　宋朝流行的服饰诸如男子戴的幅巾，女子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百裥裙，旋裙以及宫廷舞乐者的穿戴等自然会很快传入辽朝。在《契丹国志》一书中的“衣服制度”记载：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户部员外郎李维往贺国主生辰，还，言国主见汉使疆服衣冠，事已，即幅巾杂蕃骑出射猎矣。从中可知契丹国主受宋使的影响，在外出射猎时也头裹诸如汉人戴的幅巾。在契丹画家胡环所绘《旧歇图》（图二十九）里就有戴幅巾的契丹人物形象。
　　包髻指的是妇女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娶妇）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
　　①征收专卖税的交易场所。《宋史"真宗纪》：“（景德二年二月）置霸州、安肃军榷场。”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九》：“建炎元年（九月）又欲于河阳置榷场，以通南货。”
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在辽墓出土的壁画中，也常常见到妇人包髻的形象。例如河北宣化辽代壁画5号墓的后室西南壁壁画（图三十）上，画有一桌，桌后站一妇女，黄色扎巾；桌右妇人包髻。察右前旗豪欠营6号辽墓出土的鎏金铜面具的上部，有一圈宽8厘米的帽状巾帻（图三十一）。帽状巾帻由四层丝织物组成，内絮丝绵，厚约0.3厘米。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的后室西南壁（图三十二）上，也在画面右端描绘有一妇人头部包髻的形象。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契丹妇女受宋影响也养成了包髻的习惯，北宋大都市妇女，除了爱好包髻，还特别重视花冠。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2号墓东南壁（图三十三）也画有：一妇人头饰白色花。由此可见，宋人以花冠装饰发髻的习尚也对辽代妇女产生了影响。
　　百裥裙始于六朝，至宋大兴。宋释惠洪《裙带间六言诗》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云轻。”宋代流行的百裥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3号墓东壁壁画（图十六）上的妇人：头束髻，上身着蓝色左衽短襦，不系裙腰之中；下身穿红色蓝花百裥裙，足着团体色鞋。同为河北宣化的张文藻壁画墓，其后室南壁壁画里的挑灯侍女穿的也是百裥裙。宋代流行的裙式中还有以裙两边前后开衩的“旋裙”。这种旋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体现，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墓西壁画有《散乐图》（图三十四）：舞蹈者梳髻，上穿绿色交领短衣，下穿杏黄色旋裙，绿地白圈红点裤，红色蔽膝，黑色鞋。10号墓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花脚幞头在宋代是宫廷舞乐者所戴的一种幞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宰执亲王室百官入内上寿，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鸦霞之服，或卷曲花脚幞头，四契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结束不常，莫不一时新妆，曲尽其妙。”在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壁画墓中，西壁《散乐图》（图三十四）中的乐队7人：均头戴形状各异的花肢幞头，上插花卉，眉间涂一黑点。10号壁画墓中前室西壁男装女乐亦戴类似的花脚幞头。
　　在宋朝，佩系物品的蹀躞带已经消失，腰带带銙上的“古眼”和下垂的小带早已不存，只有带銙作为装饰缀在带上。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刃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宋朝的腰带作为重要的佩饰，也被辽契丹人所喜爱，辽代汉服的腰带（图三十五）基本上与宋制相同。在通辽县二林场辽墓以及锦州市张扛村2号辽墓和3号辽墓中各出双带和扣双？尾带一条。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又出土了单带扣单？尾的玉带一条。在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还出土了单带扣单？尾的玉大带，《宋史"舆服志》中共列有十二种图案束带，戏童是其中之一种。此墓出土的戏童大带上共铸有二十八个童子，都留有胎发，与宋《营造法式》装饰图案中的“化生”是一致的。另外，在朝阳县姑营子辽耿延毅夫妻合葬墓也出土了单带扣单？尾带。
　　辽墓壁画上带单带扣单？尾带的人物形象也较多，从带端部位看，正是单带扣单？尾带。如宣化下八里辽张世卿墓，后室南壁西侧壁画上的两个温酒的侍吏，即腰束此种带。库伦旗前勿力布格6号辽墓墓道北壁《出猎图》上，所绘臂鹰人、南壁《归来图》上所绘二男仆，亦均束此种带。
唐宋服饰的纹样因为题村内容通常都具有政治伦理的内涵，能为契丹封建政治制度服务，因而为契丹统治者乐于吸收。从内蒙古耶律羽墓出土的袍服来看，纹样依袍式作整体布局，有花树狮鸟纹织成绫及云山瑞鹿衔绶绫等保持唐代风格的大型纹样，横向彻幅，竖向纹长1.6米以上，气魄宏大。再从赤峰辽驸马墓出土实物的纹样来看，有龙、凤、孔雀、宝相花、缨络等，都与五代时期汉族装饰纹样风格相同。另外，辽宁法库叶茂台（相当于北宋时期的）辽墓所出土的棉袍，其上绣双龙、簪花羽人骑凤、桃花、鸟、蝶，则与北宋汉族装饰纹样风格一致。
　　3、 辽代服饰对宋服的影响
　　一方面，辽宋时代燕云地区的汉人服饰多承五代旧制，当然也不能不受到契丹人的影响。苏辙（字子由，1039—1112）在出使辽朝时便见到燕山地区的汉人服饰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在诗中有“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①另一方面契丹服饰不仅影响了辖境内的汉人，而且传到了宋朝境内，从而为汉族服装增添了新的式样和色调。庆历八年（公元1048），宋仁宗下诏说：“闻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著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宜令开封府限月内止绝” ②。宋徽宗政和、宣和间也曾几次诏令禁服契丹服如“毡笠钓墪之类者”。钓墪即“袜裤”，“妇人之服也”（女子的连袜裤）。
　　①《栾城集》卷一六诗句
　　②《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六
　　在宋人画《杂剧人物图》（图三十六）中可见到有一戏剧扮演者，上身着对襟旋袄，领抹中有一两条绣花边，身穿下裤，膝以下若著网状长袜，小小弯头短统靴，应即宋代禁令中常提起的“钓墪”、“袜銙”。上层妇女平时不许服用，有正式法令禁止，但是对剧扮演则不算违法犯禁。由此　　可知契丹服饰在当时已相当流行。
　　五、辽代服饰所引发的几点思考
　　毫无疑问，辽代服饰是我国数千年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它是当时契丹人所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相互影响（亦即当时经济、政治）的产物。更重要的在于，它还是契丹族民族精神的“物化”，展现了契丹人粗犷强悍的民族性格和风格独具的草原文化。辽代同时及以后的金、元以及如今的蒙古族、达斡尔族①的服饰，无不受到辽代服饰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服饰的生命力：因为它的产生往往倾注了人类的一腔热忱，蕴藏着一种对于生命的虔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和人文精神。由此看来，辽代服饰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且在现代也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的研究价值。通过对辽代服饰的研究，可以让世人更加全面了解到辽代当时的生活习俗与精神风貌，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成就，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交流与融合，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也为我们
　　①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传说以及达斡尔族的语言、地理分布、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研究，达斡尔族可能是辽代契丹族的后裔。参见《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5月第1版；《达斡尔族资料集》（第二集），民族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提供了一些方便：知服以明史、知服而达理。
　　总之，辽代服饰虽只是中国服饰史之沧海一粟，但它仍不愧是人类服饰文化中的瑰宝，中国服饰文化因为有了它而显得更加丰富精彩。
　　主要参考书目
　　《人类服饰文化学》 华梅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辽史论集》第三集 陈述主编 文献出版社 1987
　　《辽史》 中华书局 1974
　　《契丹国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中华文明史》第六卷 辽宋夏金卷
　　《中华文明史》编纂工作委员会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中国文化通史》第六卷 辽西夏金元卷
　　任崇岳主编 中共中央党样出版社 1994
　　《中国服装史》 华梅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
　　《辽史丛考》 傅乐焕著 中华书局 1994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编著 商务印书馆长 1981
　　《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高春明著 学林出版社 1988
　　后记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考进天津美术学院，随从华梅教授攻读人类服饰文化学专业硕士学位。入学之初，先生即要求我用较少集中的时间，系统地对我国辽代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其渊源流变进行研究，并认真梳理一下辽代服饰在各个阶段的特点、演变的轨迹以及它在中国整体服饰文化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当然，针对这个选题，华教授也明确指出：“这一论题对我来言，是‘挟太山以超北海’”；其难度是可想而知。事实上，我在研读撰写的过程中，发现这一选题确实审很难把握，论文中既要以客观、历史的态度去分析、理解对辽服具有重要影响的地缘环境、社会文化、等级地位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剔除与这一选题无关的观点。因此，笔者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虽承蒙导师华梅教授予以指导导且层层开悟，但由于自身学力所限，始终达不到理想的境界，这当是以后学术追求的目标。同时，我也敬请各位专家学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在美院的三年苦读中，我要衷心的感谢导师华梅教授，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观点的确立，再到文章结构的形成，以至论文最终的审阅、修改，都浸透了导师无数的心血。还要感谢其他几位老师，在论文的写作中，他们也提出许多极好的意见，使我受益良多。亦借此机会向天津市图书馆、天津美院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各位老师，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