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李致重：哲学是中医的科学源头

作者：李致重 （作者系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 来源：新法家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刊登了笔者“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一文，介绍了关于中西医比较研究的部分结论性观点。其后，也引来了一些讨论。笔者从事中西医比较研究二十余年，并连续六年在香港中医院校开设了中西医比较一课。其目的在于厘清中医的科学定位，以及中西医的相互关系。在中西医比较研究的进程中，先后有过两次聚焦。第一次聚焦，是超越中、西医各自的技术和经验部分,直接从两者的基础医学，即科学理论层面做比较。第二次聚焦，是把中、西医放在东、西方科学史和哲学史的整体框架内做比较。最后，当把焦点凝聚在东西方哲学史的源头上的时候，令人不无兴奋地发现，中医的科学定位以及中西医的相互关系这两大难题，竟然是哲学源头上不辩自明的公理性、常识性问题。而与此同时也终于明白——中医在故乡遭遇百年困惑的主要原因，一是外来的近代科学主义，二是自身的哲学贫困。

一、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在希腊，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episteemee）。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便是：“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台北苗力田在翻译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解释说：“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知识也就是科学”。在中国，《礼.大学》里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量度、规模之意。《文选.鲍照（芜城赋）》有云：“格高五度”。李善注引《仑颉篇》解释说：“格，量度也”。故格物，即对事物比较鉴别、分门别类之意。致知，朱熹的解释是：“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所以《礼.大学》的表述，与亚氏的思想极其近似。清代末年，当科学一词尚未在中国出现之前，对外来的声、光、化、电之学，皆译作格物致知，或者格致之学。


科学一词可谓“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学术蜂拥东进。译者按照分科之学的意思，把融入日文的科与学二字组合在一起，始有科学一词。康有为把科学一词引入中国。1893年在其翻译的日本书目中，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它。接着1896年严复在翻译《原富》一书时，将过去译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所以，科学一词源于中国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后来又回到了中国，成为今天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由此可见，从科学一词的本意上讲，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进而准确、严密地讲——科学，就是分门别类之学，或者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


关于科学的分类，大而言之，科学涉及自然、社会、生命、思维各个领域；细而言之，世界上有多少可定义的研究对象，就可能产生多少种科学。以自然科学来说：自然界里有一部分事物人们是没有办法，或者不必要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所以见到的只是其运动、变化的过程。有一部分事物人们是可以打破原有的存在形式，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所以见到的则是其内部的结构及其功能。因而在自然科学里，有以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有以物质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前者以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指导，从观察事物运动、变化的现象（亦即状态、信息、物候、证候等）起步；后者以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标准，从认识每一具体物质的形态与结构着手。用《周易》和《形而上学》的概念讲，前者是研究事物形上属性或原形的科学；后者是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原质的科学。至于形上与原形的科学，或者形下与原质的科学，在此两大类之内，分门别类、自成体系的具体科学，则多不胜数。

近代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偏见，把科学一词当作近代自然科学的专利了。一讲到科学，头脑里好像只有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基础上的科学。这是不符合科学一词的本意的。弗朗西斯.培根是近代科学上倡导归纳法的代表，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当时把人类科学知识分成三类：（1）记忆的科学：历史学、语言学等；（2）想象的科学：文学（诗歌、小说）、艺术等；（3）理智的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这一分类虽然不甚贴切，不过还是比较客观的。倘若因为近代物理、化学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便一意孤行地将其视为一切学科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那就犯了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当代医学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二、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哲学一词也是“出口转内销”而来的。在希腊，哲学（philosophy）最早的含义是“爱智慧”。这与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相比，首先应当肯定哲学的科学地位。从求知的愿望上看，哲学则更强烈、更迫切；从知识的层次上看，哲学则更概括、更超越。

古之《书.皋陶谟》里，有“知人则哲”之说。所以在中国，哲人通常指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人。明治天皇六年，日人西周取意于哲人之学，将西方的爱智慧之学译为哲学。不过直到民国初年，马相伯翻译西方哲学到中国时，仍然将其译为格致之学。联系到本文前面关于科学一词的来历，说明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哲学与科学，都是同一个格致之学。这是饶有趣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倘若把哲学排除于科学之外，岂不等于否定了更概括、更超越的科学吗？那当然是愚昧的武断，武断的愚昧。民国初期，教育部的大学教程中正式开设了哲学一课。标志着哲学一词正式从日本落根到中国，成为中国当代一个通用的新名词。

当代对科学与哲学的界定是：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总概括。这是符合科学与哲学的本意的。一般，即普遍的意思；一般规律，即对各种事物共同规律的总概括。所以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是：哲学是研究一切事物共同规律的学问；科学是研究某一具体事物的知识体系。显而易见，就知识概括的层次而言，哲学高于科学。台北哲学家邬昆如用“定位宇宙、安排人生”八个字来形容哲学的价值。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有一本哲学专著，书名就叫《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台北哲学家李震援引托玛斯.阿奎那的观点，把知识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等级：感观知识、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经验知识和形上学。形上学是哲学的核心，哲学便理所当然地位居由低到高五个知识等级的最高层次。所以“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一说法在中华文化圈内早已耳熟能详，原因就在这里。

邬昆如在哲学分类上的观点是：知识论是哲学的入门，形上学是哲学的体，伦理学是哲学的用。所以，形上学可称之为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形上学主要讨论的内容有：万有（天地间自然而然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先在性、单一性；界定万有的第一原理（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万有的真、善、美原理（名实相符之谓真，物之所欲之谓善，物之自然悦目之谓美）；事物的现实与潜能原理；事物生成、变动的因果律等。基于形上学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说，形上学是关于哲学的哲学，思想的思想，逻辑的逻辑。倘若从知识论的角度上讲，形上学更是思维的法律。台北哲学家曾仰如在其《形上学》一书的导论中强调：“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学问的巩固性、普遍有效性、合理性及确实性全基于形上学。是以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成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相信学过形上学之后，对曾氏的感慨必将产生震撼心扉的共鸣。

在哲学、形上学方面，今天的西方人远比中国人聪明得多。据美国的《多玛斯学志》报导：美国每年有五百多本书籍及二十五种刊物问世，以专门介绍亚里士多德、托玛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全国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这对于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自掘文化祖墓的近代中国人来说，不知能否生出一点羞愧和自责呢！

中文里的玄字，有奥妙、微妙之意。《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就是指哲学的奥妙、微妙讲的。可见玄字用在哲学上，其本意完全是正面的、褒意的。魏晋时期，玄学家的所谓名士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使玄字蒙上了负面的阴影。而民间的占卜、命相、风水之客，又多以玄学自我包装、自命不凡。如此以来，或怀有近代科学主义偏见者，或不究历史、不读经书，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者，贸然凭一个被扭曲了的玄字，便生出了许多非议哲学（包括阴阳五行）、形上学，垢病《周易》、老庄的“髙论”来。每每耳闻，总令人泣笑不得。

近代有一种偏见，以为哲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而喋喋不休。前面说过，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包括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那么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里的种种分支学科，都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凡以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此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中医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等等，皆属此类。如果说哲学阻碍了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那是滑稽之谈了——母亲怎么会阻止儿子的成长呢？如果说哲学阻碍了近代物理、化学带头下的，以物质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那是张冠李戴了——应当质疑的倒是，物理和化学为什么不在西方哲学成熟之前，不在西方原子论雏形提出之时便成熟起来呢？以后它们又如何摆脱哲学的束缚，而逐步走向辉煌呢？